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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策劃

陳東升:長壽時代的理論與對策(下)

(二)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發展的機遇

1.長壽時代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率提升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從理論層面列舉了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對經濟增長可能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但是,針對OECD國家1960~2011年的實證研究顯示,人均GDP的變化和老齡人口占比的關系并不顯著(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理論層面與實證分析的偏離可能源于人們低估了長壽時代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而當前老齡化進程較快的國家卻往往是自動化技術發展較快的國家。Acemoglu和Restrepo(2017)的理論文章從兩方面討論了勞動力減少對經濟的影響。一方面勞動力下降導致總產出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勞動力的下降會內生性地激發產業自動化和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最終的總產出并不一定下降。后者會發生主要是當資本和勞動力的缺口足夠大時,資本變得比勞動力更便宜,通過資本轉化的機器代替勞動力變得有利可圖。另有研究指出長壽對技術進步和生產力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其對OECD國家的實證分析證實了這一理論(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2.“長壽經濟”創造新的供給與需求

隨著老齡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費成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這種消費觀念是工業時代建立的,認為老年人退出勞動力市場,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根據歐盟委員會的一項研究顯示,主導老年人消費的是保健品和照料服務,在這個觀念下,有學者將此稱為銀發經濟。雖然這是社會整體消費的重要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分消費對社會整體的投資和消費擠出效應更大,并且在勞動力市場上爭奪年輕勞動力,引發人力資源的危機。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費加速社會總體資源的危機,反過來,社會總體資源的危機又加劇老齡人口生活拮據的困難,所以銀發經濟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極其有限(Caplan,2014)。

與銀發經濟強調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費不同,真正適應長壽時代社會經濟結構的是更有活力的長壽經濟。在長壽經濟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為消費者外,同時還擔任著生產者和創新者的角色,在消費端和供給端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我們正處于一個科技驅動的轉型期,對體力勞動的需求在持續減少或者可以被機器人所代替,互聯網正在重新組合生產要素,使得空間上的移動需求大大減少,人工智能正在與人類智力結合。老年人的價值將被重新認識、定位和發掘,而不是停留在社會資源的消耗者這個刻板的定位上。運用新思路讓老年人通過更靈活的方式參與勞動力市場,傳授知識技能、傳遞經驗或者進行社會服務工作,讓老年人“持續”生產和創新,創造屬于他們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紅利”。正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老齡實驗室(AgeLab)的約瑟夫·庫格林(Joseph Coughlin)教授在《長壽經濟》一書中指出,長壽世界的未來取決于老年人在其中的行動(Coughlin,2017)。

長壽經濟是老齡人口推動的所有經濟活動及其連鎖反應的總和。一方面,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老齡人口的比例都將增加,市場需求非常龐大且可以預見增長。老年人通過不斷變化的需求推動大量新產品和服務并為其提供資金,特別是那些采用技術創新的產品和服務,以直接、間接或者引導的方式形成和改變市場,締造全新的長壽經濟。波士頓咨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預計,到2030年,美國55歲以上的人口將占美國自2008年以來消費支出增長的50%,日本和德國的這一數字分別升至67%和86%。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預測,老年人對于經濟和社會的貢獻舉足輕重,且2050年之前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都將持續上升。例如,2018年,美國50歲及以上人口直接消費支出7.6萬億美元,占全部人口的56%,至2050年將達27.5萬億美元,占比將提升至61%。這些趨勢將為未來30多年的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人們在過了退休年齡之后繼續參與勞動力市場,繼續工作或創業,繼續賺取和支出工資,其經濟活動的貢獻持續增加,持續推動經濟增長。在許多情況下,老年人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甚至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高。一個常被提及的現象是,年長的勞動力大多受雇于知識密集型行業,具備更多的知識技能和經驗,并因此更有價值。事實上,這些知識技能和經驗的積累也有助于創業。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統計,在美國,50歲及以上人士的創業率最高,約為20多歲人士的2倍,他們建立了美國近1/3的創業企業。尊重老年人,讓他們有機會持續為雇主發揮自己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或者創業,這將使他們成為振興經濟的更強大的力量。

長壽經濟蘊含巨大的商業機會,其經濟收益不可估量,將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機構和投資者參與其中。這些商業機會超越我們現有的規范界限,因為新時代的老年人在平均意義上比上一代更為富裕,且更多受過高等教育,其財富水平和支出方式持續演進,習慣于創新驅動的市場。企業、機構和投資者在突破傳統思維方式、持續創新面向老年人的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需要真正去理解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應在滿足基本生理或安全需求之外,更好地滿足老年人更高層次的需求,例如適老化的科技產品、提升生活質量的消費醫療產品以及滿足繼續發展需求的教育文化產品等。

企業、機構和投資者還需為老年人參與經濟活動、創造價值、建設和影響周圍的世界全面賦能,例如鼓勵老年人參與創新、為老年人提供工作崗位和適老化環境、為老年人提升競爭力創造條件等等,從而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以汽車制造商為例,寶馬為了留住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老齡工人,改造生產線、創造合適的工作環境以便讓其繼續工作。2011年新生產線應用于其在德國丁戈林(Dingolfing)的一個大型新工廠,該工廠完全由50歲及以上的工人運營。此外,寶馬、奧迪、大眾等汽車制造商均在創新實驗可穿戴機器人——外骨骼,通過減輕關節負擔并增強力量來提升老齡工人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長壽經濟在某些特定領域表現尤為顯著,主要包括金融服務和保險(Migliaccio,2019)、醫療健康和科技,這些特定行業正被推向創新和拓展的新方向,例如無齡感的智能家居技術、無人駕駛等。

發展長壽經濟有利于緩解社會不平等。市場將圍繞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形成豐富的業態,為老年群體的健康生活和順利工作提供更細致的服務和支撐。同時,更多的老年人將參與到生產創造中。老年人在崗時間的延長和收入增長能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金替代率不足的問題,也有利于減輕對于勞動人口比例下降導致財富差距擴大的擔憂。

在互聯網、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技術不斷進步的基礎上,長壽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在全球老齡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趨勢中,將成為全球經濟的驅動力,并造福于各年齡層和各代人。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個體在較長的生命周期內學習、生產、生活的方式發生巨大轉變,經濟和社會價值也隨之整體轉變,長壽經濟變得更為普遍,充分激發“第三次人口紅利”,進而成為經濟和社會的核心之一。

(三)長壽時代下日本的社會經濟變化分析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4年其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25%,可以說率先跨入長壽時代。長壽時代下的日本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根據前文提供的理論視角, 分析日本的變化,將會給未來的中國更加深入的啟示。

人口紅利衰退,儲蓄率降低,經濟增長緩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70年日本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社會開始正式步入老齡化。人口的拐點也標志著勞動密集型經濟高速發展模式的結束。1994年日本老齡人口比重已達到14%,步入重度老齡化。與之對應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總體走下坡路,長期處于低迷狀態。這一期間,日本儲蓄率與15~64歲人口占比在1991年左右同時到達高點,之后開始步入漫長的下降通道。儲蓄的萎縮也帶來日本投資的萎縮。日本投資增速在從90年代初也開始震蕩下行,隨后一直在0%附近徘徊。日本的利率也隨之持續下行,甚至進入負利率時代,背后主要原因是資金的需求(投資)下降速度快于資金供給(儲蓄)的下降速度。

日本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放緩,技術替代加快。勞動生產率代表每單位有效勞動的平均產出,是決定一國經濟是否具有未來增長性的標志性指標。日本勞動生產率增速在1970年后下行的趨勢明顯。勞動生產率來自3個方面,資本深化、勞動力素質、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深化即資本勞動比的提高。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的數據顯示,近40年影響日本勞動生產率的3個要素都出現不同程度下降。資本替代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數量短缺促使資本加大對勞動力的替代。但隨著資本對勞動的邊際替代率遞減和投資的萎縮,資本深化近幾年對勞動生產率甚至出現拖累。全要素生產率方面,老齡人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術替代,日本機器人和自動化等尖端技術高速發展。20世紀70~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產率強力支撐勞動生產率,但是泡沫破滅后這種支撐有所減弱。全要素生產率的逐步低迷也與長壽時代下日本社會階層固化和家長式企業管理結構抑制創新有關。勞動力素質方面,世界領先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使得日本人口素質整體較高,高素質勞動力成為對沖勞動生產率下行的重要因素。

日本銀發經濟相關消費需求提升,但并未完全迎來長壽經濟。長壽時代下消費是日本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日本內閣府數據顯示,消費貢獻了近60%的GDP。雖然日本人口總量近年出現縮減,但日本的消費總量整體呈穩定低速增長態勢。日本社會與老年人相關的醫療保健、護理類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的占比逐漸提升。日本的老年人更多扮演消費者的角色,通過消耗性的消費推動經濟進步。雖然日本也在適應老齡化的挑戰,部分老年人退休后仍參與勞動力市場,但我們認為,其參與程度生產力規模和創造力還不足以使日本老年人成為生產者和創新者的角色,長壽經濟還并未在日本完全實現。

老年貧困也加大了日本社會收入差距。隨著“老齡少子化”現象加劇和醫療成本提升,日本的老年貧困問題日益突出(丁英順,2017)。同時,勞動人口下降導致養老金缺口逐年擴大,對公共財政造成沉重壓力。由于收入相對較低的老齡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日本社會總體的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從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基尼系數來看(如圖7),1985~2015年30年間,日本社會的基尼系數大幅上升。其他發達國家的數據也表明隨著老齡化進程加深,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將會加深。

(四)對中國的啟示

1.通過教育提高人力資本,以抵消勞動力和生產率下降的影響

與日本20世紀70年代相似,中國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消費逐漸成為經濟的驅動力,與之對應的,第三產業占GDP比上升,第二產業占比經歷頂峰后下降。產業結構轉型直接影響勞動力需求結構,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需求也相應增加。

服務社會下,教育帶來人力資本上升,可以抵消部分勞動力供給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影響。不論是從個人收入還是從宏觀經濟角度,教育的投資回報率都極高(Psacharopoulos,1994)。教育是造成各國生產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生產力越發達(Mankiw et al.,1992)。正如日本高素質勞動力是對沖勞動生產率下行的重要因素,教育紅利對勞動力需求有較強的替代作用。長壽時代下的老齡人口占比提升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工業社會中,而通過投資教育提高人力資本,在服務社會下可以有效地抵消勞動力萎縮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2.加快技術替代,通過技術創新引導經濟增長

自動化和機器人的應用將成為解決勞動力下降的重要手段。日本的例子中,自動化和機器人產業順應著長壽時代蓬勃發展,許多行業加快了機器和技術替代人力。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經濟學家預言的機器人代替人工勞動的時代在不斷逼近。世界銀行的數據則顯示,OECD國家中將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機器取代。從1993年到2007年,歐美已經投入經濟生產的機器人增長了4倍,數量大概在150萬~175萬之間。波士頓咨詢估計,這一數量在2025年將會增長至400萬~600萬。各行業使用機器人情況分別為:汽車行業使用了39%的機器人,居各行業之首;電子、金屬、塑料化工行業分別為19%、9%和9%(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機器人替代傳統人力,將提高生產效率,加速自動化及相關行業的發展,進而進一步引導創新促進經濟增長。

3.通過建設有效的資本市場提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效率

有效資本市場是釋放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最佳渠道。改革開放促進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釋放。隨著勞動力素質提高、社會公共環境改善,第二次人口紅利機會窗口已經開啟。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人均資本的提升要轉化為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外部的制度性建設,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設。如果資本市場的市場化程度低,融資渠道單一,會造成融資成本高,資源難以有效分配。日本的例子顯示,社會進入長壽時代也會直接影響利率及投資收益率。未來如果全球新興市場都進入長壽時代,全球的資本市場和投資收益也必將進入新的均衡態。另一方面養老金資產規模持續增長使得獲得高收益的難度增加。上述幾重作用將挑戰中國養老財富的長期投資收益率是否能持續顯著超越通貨膨脹,實現保值增值。因此中國的養老金投資機構需要重視權益資產配置,提升對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水平。

4.引入長壽經濟,創造第三次人口紅利

引入長壽經濟理念,讓老年人“持續”生產和創新,創造屬于他們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紅利”,需要改變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業時代用工方式,需要運用新思路創造屬于老年人的消費和生產方式。

傳統理論認為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作用主要來自于勞動力短缺,對資源的消耗和階級固化對創新的阻礙。長壽經濟下,情況可能變化。首先,勞動力短缺可以通過機器人和人工智能替代,同時受過良好教育的老齡人口有能力和意愿參與生產,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傳統勞動力下降的壓力。另一方面老年人閱歷、經驗、學識豐富,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給。其次,資源的消耗可以通過發展新興健康產業減少資源擠占。過往老齡化對投資的擠出作用主要來自醫療、護理等環節消耗資源。而這些部門是從急癥診療角度提供產品,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阻礙經濟的增長。在認識到老人帶病生存問題后,新的健康產業將以基礎醫療和慢病管理為中心,這就減少了資源的擠占。最后,創新的阻礙可能會在長壽經濟新的組織形態下得到緩解。當全球步入長壽時代,在傳統經濟之外將產生圍繞老齡人口的長壽經濟,其范疇和結構、組織形態和生產方式都是新的,可視為社會經濟的增量。在增量經濟的影響下,不同年齡層人口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可能緩解。

在中國老齡人口占比持續提升的背景下,在需求側,適應老年人需求的創新將在更大程度上拉動經濟,比如無人駕駛、智能家居可能成為重要的產業;醫養結合社區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與之相關的養老產業鏈也將蓬勃發展。在供給側,如何讓老年人也能夠“持續”生產,創造屬于他們的“第三次人口紅利”也值得探索。在長壽時代的主題下,長壽經濟與科技將可能產生前所未有的生產方式。自動化與人工智能技術進一步對初級勞動力進行替代,信息化和互聯網化強化智力要素供給,全新的經濟形態、生產方式會出現,勞動生產率或將大幅提升。全新的生產需要的勞動力素質將不同于傳統,對教育部門提出終身教育的需求,并促進勞動力市場在年齡結構上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5.重塑政府職能,促進長壽時代下的社會公平

在長壽時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財富不平等加劇,以及與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如何確保低收入者也能保持健康長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關鍵議題。日本相對完善的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固然可以借鑒,同時也要看到由于日本經濟增長遲緩、快速老齡化使公共養老金支出不斷上升,給政府造成沉重的財政壓力,帶來了政府債務風險(張士斌等,2012)。我們認為,政府更重要的職能是激發長壽時代的經濟活力,促進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財富積累,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導終身學習和職業教育、鼓勵企業面向老齡人口創新、允許更靈活的就業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時提升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提升衛生服務的效益,滿足多層次的醫療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國民在人力資本和財富積累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

四、長壽時代的對策

長壽時代是關系人類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如何應對長壽時代帶來的挑戰,如何讓長壽時代不伴隨貧困和疾病,是整個人類面臨的全球性的大問題,甚至是關系人類未來發展方向和生死存亡的問題。長壽時代和隨之而來的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影響的不僅僅是老齡階段的個體,而是涉及全生命周期的人生規劃。重新規劃長壽時代個體全生命周期的安排,使個體可以更好地應對長壽時代的挑戰,是社會、政府和企業都需要考慮的問題。

1.在社會層面,需通過產業結構的變遷滿足長壽時代的個人需求

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長壽時代,個人需求將呈現新特征。工業化時代人們通常將人生劃分為3個階段,教育期、就業期和退休期。隨著長壽時代的到來,人生將由多個階段組成,而不是工業化時代單一的線性維度(琳達·格拉頓等,2018)。隨著人生的延長和人生階段的變化,個人需要重新審視長壽的生命過程,對人力資本和財富的積累與消費重新進行規劃。在此背景下,個人需求將表現出3個特征:一是健康需求,讓生命質量得以有效延長,有充分的活力面對人生階段的變化,而不是在虛弱和病痛中虛耗漫長的人生;二是財務和養老金需求,為預期增加的壽命儲備更多的資金,維持財務穩定,滿足養老和健康的需求,從而獲得有質量的長壽人生;三是獲取新知識、新技能的需求,長壽時代個人維持生計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將不斷變化,需要終身學習,隨時代變化掌握新的技能,以更好地積累財富應對長壽人生。這些個人需求的變化都對現行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就業等所有結構提出挑戰。

個人需求的變化將帶動社會產業結構從工業化向后工業化邁進。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鑒很多發達國家轉型的經驗。從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來看,進入21世紀,服務相關的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占比得以提升。農業在1869年占美國GDP的近40%,到2013年只有1%。與農業相比,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份額從1929年的40%上升到2013年的65%左右。與這個趨勢類似,長壽時代個人最核心的3個需求恰恰都對應當前服務業中的高端產業。未來,與長壽相關的健康、養老、教育產業和與之對應的科技、研發產業的增長速度將明顯高于均值。

2.在政府層面,需健全社保體系,推動醫養供給側改革,引導長壽經濟轉型和個體行為轉變

面對長壽時代的到來,社保體系的籌資與支付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從維護社保體系穩定的角度看,政府可采取適當推遲職工退休年齡、增加社保繳費年限、提高社?;I資基數等措施。同時,政府應使社會保障體系適應長壽時代的變化,比如優化養老金三支柱比例,發展個人養老第三支柱,推動長期性廣義養老金開展市場化投資;同時合理支出醫保資金,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益,建立廣覆蓋的長期照護機制等。除了維護基礎社會保障體系的穩定和高效,政府應該著力降低長壽時代的供給側的成本,通過各類政策引導和激勵擴大醫養服務供給,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彌補養老和健康服務缺口。政府可以通過土地與稅費政策以及水、電、氣等基礎能耗的價格優惠政策,降低醫養服務供給方的建設和運營成本;進一步放寬社會資本投資設立健康服務、養老機構的準入,為醫養行業拓展投融資渠道;加強對醫養運營服務的市場化監管與標準體系建設,推動社會辦與公立醫養服務供給方享受同等的發展與扶持政策。同時,政府應該持續引導保險與金融領域完善支付與產品體系,有效促進健康、養老相關服務消費,使得供給方在滿足長壽時代服務需求的同時也能獲得不斷創新發展的動力。此外,政府應該鼓勵教育和互聯網產業提供更加適應長壽時代下民眾的多層次職業教育、興趣學習和社會交流需求的平臺。

在經濟政策層面,正如前文分析,為了減輕老齡人口對經濟的沖擊,政府除了持續推動技術升級,還需要大力推動長壽經濟發展,創新就業崗位、提高就業的靈活性,為老年人繼續參與經濟活動、創造社會價值提供條件,在此基礎上全面激發老齡人口的多元化需求,提升產業結構轉型的質量和對長壽時代的適應性。

最后,政府應積極引導個人轉變認識和行為,使個人更積極主動地規劃長壽人生。長壽時代的到來是個不可逆的命題,政府可加大教育、宣導的力度,幫助民眾更清晰明確地認識到新時代的到來及個體將面對的挑戰,鼓勵個人持續積累人力資本,更早地開啟財富規劃。如前所述,長壽時代下,個人的人生將不再是單一的線性維度,在教育、職業選擇等方面個體將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對此,政府有必要考慮更靈活的社會治理模式與政策制度,幫助個體實現非線性人生所需的過渡,提高適應性。

3.在企業層面,需加速商業模式和組織轉型以應對長壽時代的挑戰

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企業在長壽時代能夠發揮的作用對社會、政府和個人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企業未來的發展也必將受到長壽時代的影響,長壽時代正是企業解決突出矛盾、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創造核心價值的時代。長壽時代的社會需求以老齡人口的需求為基礎,老人的需求將不僅僅是維持生存,而是實現自己的愿景,企業必須深刻了解這一需求變化,在商業上進行創新。哈佛大學的管理學者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于1997年提出了顛覆性創新理論,指出顛覆性創新就是用更簡單、更便宜、比現有技術更可信賴和更方便的技術去爭取勝利(克萊頓·克里斯坦森,2014)。為了滿足長壽時代老人的需求,企業需要不斷降低成本,使得面向老人的產品和服務更方便和實惠。舉例來說,美國養老社區的發展,就遵從了這樣一個創新原則,如“太陽城”,通過出售老年人可以貸款購買的大型養老社區住宅,把高爾夫俱樂部變成老人的日常的生活,開啟了美國對積極退休生活的消費(Trolander,2011)。目前,新一代的養老社區正在把消費型的社區變成一個小型的長壽經濟體,既通過規?;?、集約化的方式滿足老年人的基礎性和發展性消費,又鼓勵老人發揮銀發智力繼續創作與生產,這大大降低了高品質長壽生活的成本。

與需求改變和供給側的創新相對應,我們認為共享和生態將成為企業的新組織形式。為了應對長壽時代的挑戰,長壽時代的企業需要建立共享機制,以激發組織活力、提升組織效率。工業化時代的企業習慣于標準化的、流程化的、易于執行和管理的工作機制。而伴隨長壽時代的到來,多階段人生使得人們的工作和生活變得更靈活,這種靈活性將使傳統企業對流程化、標準化和可預測性的訴求難以得到滿足。為了適應這種變化,企業自身的內部型態也需要足夠的靈活性來適應未來更多樣化的個人職業發展需求。企業傳統的雇傭模式將轉變為合伙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機制,讓成員找到歸屬感、價值感,體現企業家精神,從而最大程度地展現出積極性和創造力。同時,由于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柱狀特征,各年齡段人口分布均勻,年齡組內和組間的需求趨于多元化,這會帶來市場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場需求的多樣化。而面對市場變化,只有建立生態產業體系的企業才能夠滿足長壽時代客戶多樣化的需求。在長壽時代,隨著信息技術帶來的便利,傳統的大型企業將有可能被更多的小而精的細分領域的更專業的企業所包圍,大型企業將與越來越多的小企業組成生態系統,共同迎接未來的挑戰。

我們注意到,相較其他企業,商業保險公司在參與構建長壽時代下的產業體系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保險是金融服務業,更是民生產業,與養老、健康產業有天然的交集。一方面商業保險公司可以通過不同類型的保險金的累積,解決不同層級客戶未來長期的養老和健康資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長壽時代商業保險公司不僅可以是個人和家庭醫養支付資金的重要承擔者,是企業和政府采購養老和健康保障計劃的產品提供者,更可以成為醫療、養老、健康服務產業創新發展的有力促進者。借用保險資金特有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商業保險公司長期投資支持養老地產、醫療健康產業的發展,不僅能解決上述產業發展的融資問題,也能實現保險資金投資的多元化,更是保險產業鏈的延伸,建立產業生態取得協同效用。

中國正在迎來長壽時代,中國領先的保險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企業解決方案。泰康保險集團在23年的商業實踐中把一家傳統的人壽保險公司逐步改造、轉變、轉型為大健康生態體系,探索出一套應對長壽時代需求與挑戰的企業解決方案,具有一定典型性,行業紛紛效仿,已經成為哈佛商學院的教學案例,這里我們作為案例加以研究。泰康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發展成為一家涵蓋保險、資管、醫養三大核心業務的大型保險金融服務集團。作為保險業首個在全國范圍投資養老社區試點企業,該公司已完成北京、上海、廣州等19個全國重點城市養老社區布局,成為全國最大的高品質連鎖養老集團之一。秉承醫養融合理念,養老社區內配建以康復、老年醫學為特色的康復醫院。圍繞長壽時代的主題,該公司通過打造長壽、健康、富足3個閉環,構建大健康產業生態體系。其中,長壽閉環指壽險與養老服務構成的閉環,客戶購買壽險和年金保障,在養老社區里安享晚年;健康閉環指健康險與醫療服務構成的閉環,客戶購買健康保險保障,在醫療體系享受診療等健康服務;富足閉環指養老金與資管構成的閉環,客戶購買各類財富管理產品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保障自己的醫療和養老需求。我們認為,通過支付加服務,再結合中間的投資積累時間價值,泰康的商業模式構建出不同于傳統保險競爭的全新維度,產生比較優勢。

從商業模式的角度來看,創新的本質是便捷和實惠。面對長壽時代的挑戰,泰康將保險與實體醫養相結合,通過專屬的年金保險產品“幸福有約”附加養老社區保證入住函的方式,既為客戶未來的長壽生活提供足夠的資金積累,又提前鎖定優質養老社區資源,實現了保險客戶與養老服務的鏈接。在此基礎上泰康進一步提出“活力養老、高端醫療、卓越理財、終極關懷”四位一體的全生命周期商業模式,在實體服務方面實現了對老年生命鏈的整合,目標是使長者們以最優的成本、最高的效率獲得最優質的醫養康寧全方位服務和體驗。同時為了能夠配合該商業模式的銷售和服務,該公司打造了“健康財富規劃師”這一全新職業,幸福有約系列產品、泰康之家養老社區和健康財富規劃師三位一體全方位滿足長壽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們認為,泰康這種模式帶來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養老社區在設計上體現適老化(如采用小戶型設計),在建設運營上體現集約化,在連鎖經營上從品牌推廣到供應鏈都具有規模經濟,這都體現了商業創新的本質;第二,養老社區的連鎖運營有利于養老科技的創新和應用,替代部分昂貴人力,這有助于效率的進一步提升,使得居民享受更高質量和便捷的服務;最后,社區居民通過泰康的保險產品提前儲蓄,享受復利效應,在入住后可以大大降低財務壓力。泰康這種商業模式將使得更多的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得起高品質的養老生活,提高支付能力,降低消費成本,更好地追求長壽時代下的愿景,將推動一場養老革命。

作為一個企業面向長壽時代的探索,我們也發現它會對政府政策和社會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近年來國家頒布一系列文件鼓勵和支持保險企業為社會服務領域提供長期股本融資、參與養老服務機構的建設運營、引領醫養領域的改革發展,比如2020年銀保監會聯合十三部委頒布的《關于促進社會服務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意見》就指出,允許商業保險機構有序投資設立中西醫等醫療機構和康復、照護、醫養結合等健康服務機構;鼓勵保險資金與其他社會資本合作設立具備醫養結合服務功能的養老機構,增加多樣化養老服務供給等等。泰康方案的實踐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頒布相互促進和印證。在社會層面,泰康養老社區正在通過提供長壽服務向社會賦能,嘗試成為長壽經濟的試驗田。在需求端,養老社區致力于提供健康咨詢、健康管理等醫療服務,提供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及交流場所,通過科技應用打造更多適老化設施,實現健康養老、文化養老、智慧養老;在供給端,養老社區為長者們發揮余力反哺社會搭建新的平臺,通過提供遠程教學、搭建專家平臺等方式讓長者們積累的知識經驗持續指導社會生產,持續創造價值。

綜上所述,泰康方案的本質是用商業方式推動一場養老革命,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和商業創新來不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為人類社會進入長壽時代提供應對思路。這不僅是長壽時代的企業解決方案,而且是一種以企業的力量推動社會和政府解決長壽時代挑戰的方案。在長壽時代的浪潮之下,中國需要更多企業投入到社會民生工程的建設當中,成長為大健康和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干企業。

五、結論

各類數據都在表明世界正在快速變老,人類社會正在進入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將逐步形成新均衡,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預期壽命穩步提升、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構成了這一時代的五大特征。伴隨著長壽時代的到來,帶病生存將成為普遍現象,為了使得漫長的長壽生涯可以更加有質量,個體投入在健康上的費用將劇增,龐大的健康需求將促進健康產業的發展和健康產業結構的變化;同時,長壽時代社會儲蓄結構及個人財富積累形式將會發生變化,個人將更加依賴投資回報和財富積累來滿足養老和健康的需求,長壽時代必將帶來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從宏觀角度看,當前對于長壽時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有不同的觀點:有的認為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將導致經濟增速放緩,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長壽時代未必會導致經濟增速下行。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的發展既面臨挑戰,如社會創新效率受限以及財富不平等程度加深等,又存在機遇,尤其是適應長壽時代社會經濟結構的是更有活力的長壽經濟,老年人的價值將被重新認識、定位和發掘。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長壽時代下的日本勞動力、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對中國應對長壽時代的沖擊具有經驗啟示。從日本經驗可以推知通過提高人力資本、加快技術引導、促進社會公平、建設有效的資本市場、引入長壽經濟創造第三次人口紅利等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長壽時代已經來臨,相比其他國家,中國人口基數大、老齡人口增長進程愈發加速,但人均收入及儲蓄均不及同時期發達國家,難以支撐個人退休后的健康和養老消費水平,長壽時代的到來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程度更大,重新規劃長壽時代個體全生命周期的安排,是社會、政府、企業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的企業已經在積極探索長壽時代的解決方案,為中國乃至全球面對長壽時代的挑戰和機遇提供了一種以企業實踐推動社會變革的可持續穩定發展方案。

本文系統性地闡述了長壽時代的特征與形成,擴充并豐富了其內涵與外延,對相關的學術理論進行了詳實的研究,并從動態視角探討了長壽時代的挑戰和機遇,提出了對中國應對策略的建議,初步提出了解決方案的設想和具體商業實踐。在長壽時代的理論框架下,下一步需進一步擴充完善長壽時代相關的人口學、健康經濟學、長壽經濟等學術理論的研究,深入解析長壽經濟的需求結構和生產方式,延伸豐富長壽時代解決方案的實踐探索,重點探討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前瞻性地根據長壽時代的理論推動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化,引領商業企業的發展變革,解決長壽時代可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

原文刊發:

陳東升:《長壽時代的理論與對策》,《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66~85、1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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